奥数是个替死鬼(18):国情与体制(下)  

  
失去自我的悲哀
  从出发点来看,中西文化在两千多年前似乎只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古希腊的先哲们把人从大自然里择出来了。经过中世纪的压抑,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之后更是醉心于人性的解放,追求一切为人所用。在他们眼里,世界被简化为三种东西:上帝、人、资源。由此不断进行局部探索,将每一个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对资源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挖掘,使之变成人的物质财富。但是,他们的初衷毕竟是要维护人性,他们的头上毕竟还有个上帝时不时地出来发表一点意见,他们毕竟很熟悉、很理解自己的这套逻辑。
  相比之下,突然被拽上这条道的我们跑得极为盲目。当一个诗人被拽进生产线,他身上的所有高贵气质统统变成缺点。他懒散、不现实、不敬业、不精确、不善合作。一旦他开始自我否定、痛改前非,这个半路出家的工人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传统的文明古国反而在各个领域都经历了革命式的疯狂推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失去了自信,我们迫切渴望别人的承认。每当中国在西方的强势领域取得什么成绩,不管是科技的、文化的、还是体育的,全民都会振奋不已,激动得手足无措。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并不懂得维护人性,而头顶上,又没有上帝出来碍手碍脚。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度相信人多力量大;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一次次地和“保守”、“不科学”的祖训作斗争。
  就说“科学”这个词吧,在英语里对应的是“science”,但实际上这两个词在双方语言中的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差异。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看到“科学”的定义:“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这里的“客观规律”一词鲜明地强调了科学的真理性,它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再来看看《美国传统词典》中的“science”:“The observation, identification, descriptio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phenomena”,即“对现象所进行的观察、辨别、描述、实验性的研究及理论上的解释”。可以看到,定义中所描述的五个行为都必须由人来完成,而且科学并不等同于真理,对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取决于当前人们的认知水平。现实情况是,我们双方真的是在按照各自的内涵使用这两个词,也就是说,我们在不断地把人家的阶段性的成果当作真理来膜拜。这词典里的区别一览无遗地展示了我们的盲目。
  终于,没有人性的负担、没有宗教和理念的约束,我们跑得比谁都快。没有了文化的呵护、没有对科技的迟疑,让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始作俑者表现得更功利、更野蛮、更不计后果。城市化、工业化、标准化、信息化……这些事儿我们都不是带头人。然而,由于人口和资源的夸张比例、由于其没有底线地忘我跟随、由于其充满矛盾的操作方式,我们却率先把这条路的恶果展现得淋漓尽致。
  很遗憾,今天的中医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医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我们在文化、观念、心态、资源、环境等等若干方面损失惨重。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也热心于搭乘西方科技的便车、进入了西方经济的怪圈而丧失了自己低熵的核心价值。我们作为无奈的追随者,比照着欧美人的生活方式奋力前行,而本质上,却是在付出自己的环境和资源去维持他们的高熵生活。由于地球有限,西方主导的这种商业模式和消费主义能够成立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太绝对、太有杀伤力了。照此说法,如果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让流氓给打了,是不是就得赶紧自我反省痛改前非?会动粗、有几个钱就能让我们成天作践自己、惟命是从吗?为什么经过几千年检验的东西我们不去相信,反而臣服于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系统呢?今天,我们仍然对所谓“西方科学”笃信不疑,不假思索地以西方的观点和模式为标准,去评价其他文化里的东西到底是科学还是不科学。从小,大人就教导我们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这一点我们其实真的做到了,而且满眼都是别人的先进、自己的龌龊。我们迫切渴望在人家的强势领域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毫无群众基础也要用举国体制扛起大旗,以证明自己的智商、体格没有问题。而每当遇到问题,包括教育领域在内,我们都已习惯于一边高举西方的榜样,一边唉声叹气、顿足捶胸,进一步扔掉自信。
  
体制是罪魁吗?
  经过一段铺垫和气氛渲染,终于可以放手谈谈教育了。在我们的种种扭曲之中,教育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局部而已。就像足球在体育圈的处境一样,因为受关注程度大、商机多,所以成天饱受拷问。端详我们的教育体制,的确能挑出很多毛病,官本位、教师的培养和任用、升学方式、教育经费、升学率评比、地域不公等等,看上去每个都是眼中钉、肉中刺,但要想知道它们是不是罪魁祸首、要想知道我们到底该如何取舍,还得像评价奥数一样,把脑袋抬高一点。
  评价教育的得失,按照普遍的观点,无非是两个角度,一是个人感受,也就是人性的塑造;二是国家感受,即人才的培养。
  人性
  在我印象中,“减负”的口号已经喊了二十多年,到今天如此工作成效的确让人痛心。不过,每个人都是对自己的伤痛最为敏感,而大街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则看上去个个无忧无虑。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习惯于拿别人衡量自己、已经发自内心地认定自己落后的时候。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放下自己的问题,看看这地球村里其他人的体检报告吧。
  先说跟咱人口接近的难兄难弟。印度有民主、有宗教、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也比咱大,情况是不是好很多呢?我们由于经常在IT精英中看到印度人的身影,不由得紧迫感大增。印度的确比较注重高等教育,但同时,他也在世界文盲榜上遥遥领先,其分布形状甚至被称为“蘑菇云”。这符合熵的思路,少数人的光鲜,需要更多的垫脚石。同时,由于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人生影响巨大,所以他们的高考也是一道鬼门关,考季就意味着自杀潮,每年几千人因此不愿再活。“我做鬼也不放过我的那些老师”,这句话是一个十几岁的印度学生临终前留下的遗言。
  其实说起自杀,人们最先想到的还是日本。这是个发达国家,但人口和资源压力同样沉重。它们已经连续十几年自杀人数超三万了,而其中,学生的自杀率更是一路攀升。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学历的国家,考试竞争极为激烈,甚至有“考试地狱”之称。中小学虽表面宽松,但根本不能应付考大学的需要,课外辅导属于常态。论及高考,在日本有个词儿叫“四当五落”,意思是学生如果一天睡四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多睡一个就没戏。
  人口是不是唯一的问题呢?再看看那些更诱人的欧美榜样。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英国因家庭破裂、考试压力和无法应对现代生活,青少年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大幅增加,至少有10%的英国学生有严重抑郁的症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抑郁症患者平均年龄为30岁,如今初发平均年龄已降到14岁。为缓解压力,英国青少年往往求助于酒精、毒品甚至自杀。英国卫生部的调查显示,15岁到19岁的年轻人自杀人数已比上世纪70年代增长了70%。
  最后瞧瞧美国老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支庞大的心理分析学家和行为科学家队伍,旨在调整、控制和改善人的行为。但据一份统计报告这样写道:“20世纪40年代的公立中小学中突出的行为问题是:言谈粗鲁、嚼口香糖、喧哗打闹、违反着装规范、加塞和乱扔垃圾。半个世纪以后,上述问题变成:吸毒、酗酒、早孕、自杀、Rape、抢劫和袭击别人。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我们在朝着‘人的完全性’方向前进。” 乖乖,这不会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发展趋势吧?
  好,以上这四个地方应该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不追求精确的国家,没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数据,到底谁的趋势更猛烈也不好说。但即便比它们恶化得更严重,体制恐怕也只是个次要原因。说白了还是那句话,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人才
  关于人才,不用跟别的国家比了,有了前面的中西探讨,线索已在眼前。
  什么是人才?按照现在的思路,大概能把西方那些事儿弄明白,帮助我们和国际接轨的就是人才吧,金融大鳄、科学家什么的。但在尖锐的文化矛盾之下,这种人才在我们的土地上培养起来当然费劲。
  就说诺贝尔奖吧,本着西方的价值观,它甚至被看作我国教育制度失败的重大证据,每次揭晓都牵动华人神经,之后便是恨铁不成钢式的大讨论,总结多年不胜的原因。可是话说回来,诺贝尔奖说白了就是以物质利益作为诱饵,鼓励科研创新、发展生产力。这本来就是西方的思路和评判规则,我们为什么非得上赶着跟他们玩儿呢?我们的医学、文学,他们理解得了吗?我们为什么非得到别人眼里去获得对自己的认可呢?
  中西文化的区别前面已经探讨了很多,我们作为一个内求于心的民族,文化成熟得很早,经典的东西古人早都写好了,只有不断感悟和加深理解的份,妄谈什么创新呢?随便找一个真正的老中医问问,《易经》、《黄帝内经》哪里写错了吗?当然没有!现在的问题是心无法虚静、史料不完整、理解得不够。而且前面说了,我们的汉语本身所蕴含的就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角度,语法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多时态、语态、格呀什么的,最善于表达的就是需要别人自己感悟的东西,而不是钉是钉铆是铆的西方科学。所以那些要命的商业合同都得拿法文再写一版,所以当年心焦如焚的洋务运动者恨不得把汉字一脚踹进茅坑,所以无论经过多少洗礼,我们的民族性格就在语言之中。而且,西方师傅给世界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把地球、把我们的生活折腾成这副样子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他们标准下的科学家,接受他们的评判,争取他们的诺贝尔奖?我们就是不太容易塑造西方那样的科学家,这没什么可痛心疾首的,不自豪已经很低调了。
  冠冕堂皇的科学家没怎么产生,山寨英雄倒是多如牛毛,这事儿也是中西交锋的典型结果。在山寨文化中,草根智慧、继承意识和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其中的三大主题。第一点至少充分说明我们教育出来的人应付西方那些东西还是足够的,其实追溯一下,当年遭到发达国家封锁时我们所取得的那些关键的科研成果,不都是山寨精神的扛鼎之作么?而继承又是我们的传统作风,处在早熟文化的包裹之下,我们平常就比较善于在一定框架范围之内有节制的添姿加彩,而不太习惯另起炉灶式的创新。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以这种内部调整的方式在更迭。最后,我们的知识产权观念的确十分淡薄,因为这又是属于西方的规则。和诺贝尔奖一样,知识产权的作用也是靠贫富差距作为物质引诱,鼓励大家创新、发展、改变世界。可是我们对大自然原本就没有这份企图心,就喜欢发明点东西增加生活情趣,所以自古就没有这一说。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不支持所谓科技进步的一个很具体的环节。在观念和利益的冲突之下,我们头脑里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是非对错,而是选择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轮到自己写书、出唱片就高声呼吁一下,等回家装软件、看大片的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综上所述,从个人的角度,在发展、进步的催促下,在世界上所有有进取心的国家里,学生们的处境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我们培养不出西方标准的科学家,是伟大的中国文化在暗暗抵抗。体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就连它本身也是中西文化对峙的结果。
  其实论及教育体制,还得再次拜访山寨。这词儿虽然挺新,其实由来已久。从封建社会之后到今天,近一百多年我们一直在或被动或主动的西化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都是在以山寨的思路洋为中用。就拿现在的教育体制来说,无非就是西方体制在中国的山寨版。只不过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坐镇,西方这些模式在咱这儿确实水土不服,处处走样儿。改来改去,越改越乱,最后只得以国情二字搪塞。
  是我们做徒弟的学得不专心、不努力吗?不是,我们已经学得太多、太虔诚了,已经学丢了自己。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对于这文化的深刻之处,时间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在保护我们的过程中,她已经尽了力,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和几次洗脑式的运动,西方那些事儿在中国始终没能顺利发展,这毕竟是一百多年和五千年的对抗。山寨版的教育体制里没有西方的精神,却也消解了我们自己的精华。现在,我们就像一个没有主心骨、没有人呵护的孩子。
  当“现代社会”的后面总是跟着一连串的负面描绘,当“传统美德”越来越显得遥不可及,当孩子们走出家门即跨进教室,当每个行业里的大人们都殚精竭虑削尖脑袋的时候,我们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人类制造的熵已经远远超过了太阳每天的处理能力,这不是只要挖到能源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地球到底是在变冷还是变暖的问题。科技的进步的确也在提升我们的能力,但这是透支未来的能力和制造危机的能力。西方的奢华生活并不是我们的明天,我们越是朝这个方向拼命努力,就越是会加速走向另一个深渊。周遭的林林总总也不是所谓“发展中的问题”,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相辅相成,精密、高级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代价,它所带来的压力和疲惫,也不能指望更精密、更高级、更大的熵增来解决。现在,就连人口压力不大、观念也没什么冲突的西方自己都已经扛不住了,以我们的国情,还要继续追下去吗?
  我们作为一个拥有早熟文化的伟大民族,率先品尝到疯狂试验的后果的确令人扼腕。但事已至此,推卸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当前生活中的种种扭曲虽然事出有因,却不应成为我们继续下去的理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船大难掉头。若没有源自民众的动力,嘎然而止既不可能,也后果难料。好在物理定律一视同仁,它不光管理着世界、管理着国家,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也同样有效。何况国家的盲从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盲从。
  现代化就像一条拥挤不堪的路,身处摩肩接踵的人流之中很难获得自己的视野和方向。当大家都以为出路在前方的时候,退到路旁看看吧,这是一条越走越窄的不归路,不站出来就很难了解自己原来的位置有多么可怕。要说地域不公,的确如此,可又是谁把大都市、名牌大学、跨国公司煽动成人生至高目标的呢?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现在,该是找回生活中真正自我的时候了。
日期:20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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